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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how research on history can return to a longue durée approach
历史学缘何重回“长时段”研究
记者 张君荣
对话学者
周 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 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王献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最近，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等模仿《共产党宣言》，出版新著《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呼吁推动历史学抛弃过于碎片化的研究方式，重回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提倡的“长时段”分析，进而更有力地解释当下现实问题。这部著作一面世，便迅速在史学界引发广泛关注及思考。比如，微观叙事必然会走向碎片化吗？宏大叙事、“长时段”研究是否导致了“历史决定论”？掀起历史风暴的究竟是哪一只蝴蝶的翅膀？
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就此讨论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走向。
“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首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年鉴学派如何划分历史的“长短”？
张正明：就像电波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一样，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其中，短时段主要指历史上的突发事件，例如政治革命、战争、自然灾难等。这些事件往往以传统的政治编年史形式被记录下来，但正如深海掀起的“浪花”，这些事件本身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尘埃”，对历史影响甚微。中时段指在一定时间之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比如人口增减、生产的消长等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现象。中时段的历史时长有一定弹性，短则20年、50年，长则百年。长时段属历史时间的最深层，是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自然环境、地域条件、文化传统等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在历史领域，“时间”对历史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中的时间观念有何特殊之处？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Lü Wenhao (吕文浩) discussing sociologists 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思想史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学家
吕文浩
来源：《团结报》“史学版”201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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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四后三十年间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大都有一种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他们在阅读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许多栖身于学院的专业学者所写的各种思想性的杂论。这些论著既有深厚的专业研究根底，却又不是发表于专业期刊的精深研究成果。它们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发言，面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一般读者，往往发表在像《新青年》、《每周评论》、《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华年》、《新经济》、《世纪评论》、《观察》、《新路》、《周论》这样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上。
要深入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就不能不对这些这种思想性的杂论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要将这些文献的内涵和意义分析清楚，就不能不对相关学科的学术渊源有所梳理。只有把思想史的宽阔视野和具体学科的学术史分析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获得比较全面的理解。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是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对较为开放的舆论环境密不可分的。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学术的体制化进程获得长足发展，大学、研究所、专业性的学会组织、学术期刊等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化组织纷纷成立，它们将过去以“学而优而仕”作为进身之阶的知识分子吸纳过来，使其成为第一代现代意义的专业知识分子。五四前后至1949年大约三十年间，中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对全国各地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和思想钳制，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时时刺激着新生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神经。这些情况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应运而生，富于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借助于这些思想平台发表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见解。这些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门类，几乎涵盖中国现代学术建制中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科。文史学者胡适、傅斯年、蒋廷黻、雷海宗、林同济、陶希圣等的言论与活动久已为人所熟知，社会科学学者如陶孟和、马寅初、钱端升、潘光旦、黄文山、陈序经、费孝通等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上的思想见解在当时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甚至于像丁文江、翁文灏等地质学界的领袖学者也都发表了不少思想言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缺少了这些人物的身影，那勾画出来的思想史图景必然是单调的、干瘪的。
Tang Xiaobing (唐小兵)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awareness of Qing intellectual elites
王汎森谈清代知识人的道德意识
作者：唐小兵
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10日2016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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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研究兴趣在于明代中期到1950年代的思想、学术以及文化的历史，他的著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不久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借着他来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作“近世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讲座的机会，笔者采访了王汎森先生。在访谈中，王先生就该书所涉及的“道德严格主义”、“清代知识人的自我压抑”做了更为充分的阐释，对我们理解明末至清代知识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性格大有助益。
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
您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讨论了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现象，指出清初知识人在道德上存在一种执拗的紧张。此前您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有一章《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专门讨论知识人通过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来表达自身的一种政治态度和心志，同时也是为了自我保护。这种道德严格主义与清初的明遗民群体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否到了康雍乾时期及以后，就渐渐松弛了？
王汎森：这问题很好，但不容易回答，我来简单地提一下。我认为历史在发展的时候过程中，人们对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通常是到事情有结局才会看得清。如歌德所说，“轰然一响，堕入万丈深坑”，亡国使明遗民有了反思的支点，就好像瓶子的盖子塞起来了一样。
我讲道德严格主义，不一定是在亡国之后才有，事实上有一些反思从晚明就已经开始，包括对心学过度带来的流弊和商业文化的反思等。但这种反思的态度，随着明朝的灭亡，我觉得是加强了。明末那种多元的、奔放的文化，在他们看起来是腐败的，过度享乐主义、过度颓废、过度追求新奇，忽略儒家的纲常等方面，由于亡国来了一次总反省。像戏曲《桃花扇》一开始，亡国的哀音感觉就呼之欲出了，又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要将以前种种罪案持向佛前忏悔，因为张岱认为他早期的生活就是晚明文人的那种生活，变得是“罪业”。
Article arguing that denying class struggle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are identical twins
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与历史虚无主义是孪生兄弟
向东方盼天明
Historian Wang Xuedian (王学典) on the need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o return to and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y of history, from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历史研究要重返重构历史理论
王学典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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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我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所代替，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总之，远离“历史理论”，走向“史学理论”，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取向的出现及其主流化当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当前，我们亟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
史学界在忽视“历史理论”的路上越走越远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严格地说，我国史学界基本上不存在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这一期间，人们基本上是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画了等号。这一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打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明确区分，把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容构成加以切割，是1983年和1984年史学领域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把以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历史理论”，把以历史学、历史研究活动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史学理论”，认为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抽象和概括，后者是对史学本身的归纳和提炼，是当时学术界所形成的共识。这样，对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了合理性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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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state
抗战与民族国家重构
马勇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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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这场战争不论怎样计算，其规模、牺牲均为中国历史之最。即便从人类历史说，单纯的国对国的战争，其规模、牺牲超过这场中日战争的，也不是很多。中国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场战争也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转变，战争前后的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形，有些变化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不断扩大其内涵的族群，是一个包容无限的文明体，周边族群因为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文明差异，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接受主流文明熏染，中国文明的边疆在周边族群相继加盟中不断扩大着自己的边长。所谓“中国”，自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一隅发展到今天的四至，表明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力。中国文明一方面以主流文明深刻影响周边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大度接纳周边文明的进入。从历史的观点看，今天的中国文明早已没有什么纯粹，不要说早期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后来与中国文明对接的所谓“胡人”，他们不仅接纳了中国文明的有益成分，而且以自己的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今天所有带有“胡”字的词组，诸如胡萝卜、胡椒、胡桃、胡琴、胡床等，都是胡人奉献给中国文明的。
在近代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文明对周边的扩展，主要依靠主流文明对周边文明的落差，以主流文明吸纳周边文明，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以夏化夷”。
当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并不都是“以夏化夷”，并不都是中心主流文明同化非主流的周边文明。有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情况刚好相反，是周边文明深刻影响了中心主流文明，而中心主流文明坦然接纳了这些非主流的非中心文明，才使中国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历史才有可能绵延久长。一个不能接纳异样文明的文明肯定不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伟大文明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其具有很不一样的包容心胸。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TOC and abstracts of the latest issu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历史研究 2015:5)
《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目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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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
摘要：与在日军攻势下被动形成的正面战场不同，敌后战场的出现完全是中共及其军队主动开辟的结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精心谋划华北游击战争的战略布局，指挥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在广阔的华北山地和平原地带实施战略展开，一面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作战，有力袭扰和打击侵华日军；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华北地区广大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把战争引向持久战的方向，为夺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争布局的谋划与实施，是从实践层面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指导根本原则的最好诠释。
关键词：中共 八路军 敌后战场 游击战 根据地
作者于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To take part in the creation of history through historiography
让史学参与历史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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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是20世纪40年代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问父亲的问题。布洛赫竟一时语塞。而这一萦绕不去的追问，直接导致其名著《为历史学辩护》的问世。时至今日，这一追问依然是摆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面前的重大课题。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在不久前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对历史重要性的强调引起史学工作者的热议和深思。大家纷纷表示，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指明了方向，也将给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
Liu Yunfeng (刘云枫) discuss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gh frequency of “revol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大一统”社会，是无法进行“局部、低成本、渐进和持续”改进的，而只能选择“全局性、高成本、突发和一次性”的革命。换言之，“大一统”就是中国历史频繁革命的真正根源。
1. 问题
中国人是否和外国人，不一样，难说。但中国历史是有特色的，主要在于：频繁革命。从陈胜吴广算起，直到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数量之多、组织程度之严密、破坏程度之剧烈，都是欧洲、日本难以比拟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理论，对此是欢欣鼓舞的。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发表的《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即：只要有阶级和阶级差别，就必须革命，没有其他办法。可是，阶级理论的发明者马克思所在的欧洲，历史上也有阶级，也有阶级差别，也有统治阶级对人民之残酷压迫和无情剥削，为什么欧洲历史上以农民战争为特点的大规模“革命”，就没有发生呢?
显然，阶级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上频繁的“革命”现象。
Historian Qin Hui (秦晖)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peaceful transition to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
——“封建”与帝制的比较
秦晖
A newspaper article on how China’s publishing industry avoids the touchy issue of Qin Hui’s (秦晖) banned book
中国出版界谨慎回避秦晖《走出帝制》遭禁话题
作者 小山
Two recent texts by Qin Hui (秦晖) that might help to contextualize and better understand why his book got banned
Two recent texts by Qin Hui (秦晖) that might help to contextualize and better understand why his book got banned. We just post the links, but we have copied the texts in case the links disappear.
秦晖：当“中国梦”遭遇“权贵资本主义” / When the “Chinese dream” encounters “crony capitalism” (June 17, 2015)
and
秦晖：中国有接受宪政的价值观基础 / In China there is a normative foundation for the acceptance of constitutional rule (Nov. 8, 2015)
See also his blog under http://qinhui09q.blogchina.com/
Historian Qin Hui (秦晖) on the historical drama of “patriots” still selling out/betraying the nation (August 2015)
“爱国者”卖国的历史剧仍在上演
秦晖
来源：观察中国微信公众号2015年07月31日，凤凰评论201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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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多元的时代，也是价值紊乱的转型期。如何定义“爱国”，在今后注定要一次次引发论战。
宋朝的时候谁是最爱国的人？岳飞！你会回答。
但我说不对。当时最“爱国”的，我以为恰恰是杀了岳飞的那个著名的昏君宋高宗赵构。
你先别瞪眼！听我再问：宋朝的时候谁是最大的卖国贼？秦桧！你会回答。
又错了。当时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宋高宗赵构。至于秦桧当然不是好东西，但他不过是奉赵构之命进行卖国活动的一个工具。
当年给岳飞平反昭雪的是赵构的儿子（其实是养子）宋孝宗，他不能派老爹的不是，便只能把冤案的责任全推到秦桧头上。其实正如明人文征明那首著名的《满江红》所云：“量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赵构）欲”耳！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New Issue (89) of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9期
摘要：
Historian Qin Hui (秦晖) on the nature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as either political or racial
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
秦晖
Duan Lian (段炼) on new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of modern China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段炼
2015年02月06日 16:26
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作者：段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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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20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思想史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具体而言,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现代性;观念史;社会转型;新文化史;报刊史
Famous philosopher Chen Lai (陈来) on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subjectivity
历史自觉和文化主体 ——《吹沙集》读后
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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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教授寄给我一套《吹沙集》，并希望我写一点读后感，对此我颇感踟躇。因为，《吹沙集》作者门下有很多学生，他们不仅与作者相知很深，而且对《吹沙集》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比起他们来说，对此书表示一些看法，我应当是没有什么资格的。那么，我又为什么同意写这篇“书评”呢？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吹沙集》的作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位著名前辈学者，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我作为这一领域的中年学者，理应在对前辈学者表示敬意的同时，重新学习他们的学术经验，尤其在方法论的反思方面，以求作进一步的思考。不过，由于我的了解可能比较粗浅，甚至主观性较强，因此，以下所说，与其说是评论，更不如说是一种个人的读后感才恰当。
History, Ethics and Faith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