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February 2015
Article on historical dramas
文化言论：历史剧要建构不要虚构
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the natur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民国是“谈出来”的——关于妥协的历史记忆
马勇
2015-02-26
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12月下
作者: 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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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双赢、共赢，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而民国创建的实践极大丰富了这所宝库，也成为人类历史上不战的典范，体现了中国文明极为丰富的内涵。
摘要：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历史上所谓的“禅让”恰恰是中国正统思想乐于提倡的价值观。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可以说，各方的妥协至关重要。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正是因为当时各大政治势力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所寻求了一个共赢的方案。妥协、双赢、共赢，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而民国创建的实践极大丰富了这所宝库，也成为人类历史上不战的典范，体现了中国文明极为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妥协 清廷 民国 武昌起义 袁世凯
Historian Luo Weinian (罗慰年) on China and the end of history
中国终结历史还是被历史终结——评福山“历史发展终结论”
罗慰年
時間：2015-02-24
明鏡郵報
选自将出版的《半资本主义与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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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rticle by Xia Mingfang (夏明方) on the remembrence of disast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
——以文史资料中的灾害记述为中心
夏明方
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1月28日第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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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中国灾荒史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资料来源和学术阵地就是由全国各地政协组织编纂的文史资料。
众所周知，文史资料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囊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凡各地近现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教、卫生、民族、宗教、名胜、文物、风俗人情、帮会组织、社团活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被及，从而散发出一种类似于改革开放后逐渐兴盛的社会史流派的诸多特色，更在于其在史料征集过程中坚持“亲历、亲见、亲闻”三大原则，着重民间文献和基层社会集体记忆资源的挖掘、利用，因而与今日流行于全国史界的历史人类学风格十分相像，甚而可以说它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历史人类学。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Long and interesting discussion between Gan Yang (甘阳), Gan Chunsong (干春松), Liu Xiaofeng (刘小枫) etc. on Kang Youwei (康有为) and the institutionalized Confucianism incl. issues pertaining to modern Chinese views of evolutionary history
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
甘阳 唐文明 张翔 白彤东 姚中秋 姚育松 陈明 曾亦 干春松 陈壁生 陈少明 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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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学行内圣外王之道。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儒学主要表现为内圣之学。固守心性一隅而无视世运民生之儒学绝非真儒学，所谓“制度化儒学”乃致力于彰显儒学应有的“外王”面向。康有为其时之所思所行，于当下仍具借鉴意义。
编 者 按
甲午之战以来，两甲子间，国祚屡迁。加之西潮涌入，传统式微，时至今日，中国已非百余年前之中国。然中国何以为中国，这一问题却历久弥新。康有为生于晚清内外交困之际，面对从传统老大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化这一不可遏阻的洪流，面对西方文明这一强有力的“他者”，而致思于儒学（教）制度化建设，冀望于传统内部开出新的文明形式。
儒学行内圣外王之道。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儒学主要表现为内圣之学。固守心性一隅而无视世运民生之儒学绝非真儒学，所谓“制度化儒学”乃致力于彰显儒学应有的“外王”面向。康有为其时之所思所行，于当下仍具借鉴意义。
本专题内容节选自中山大学哲学系与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于2014年6月26日～27日在康有为家乡广东南海联合举办的首届康园论坛“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的部分现场发言，录音整理后的文字已经发言人审阅。部分小标题为编者另拟。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hange in thought triggered by it
变法的非自然性与破坏、建设的不对称性
杨国强
演讲人：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主题：国耻激生的思想丕变——甲午战争120年再思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reflecting on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反思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杨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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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既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讲中国的崛起或中国和平崛起。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选择前一种表述。因为崛起的主体是从无到有，是陌生的，是需要审察认识的；而复兴的主体则是重新归来者，从而是可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供人温故知新者。因此近日施密特与基辛格对话共论中国之际，曾非常明白地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从未有抢夺别国领土的传统。至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大国，我并不认为中国会背弃这一伟大传统。”他信任中国，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历史传统，并因之而有一个可以认识的本来面目。
Historian Zou Zhenhuan (邹振环)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
——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邹振环
来源：《河北学刊》2010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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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关 键 词】《万国通鉴》/《支那通史》/《东洋史要》/史书编纂体例/章节体
【作者简介】邹振环(1957-)，男，浙江省鄞县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化史研究。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Chen Qitai (陈其泰) o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陈其泰
来源：《人文杂志》2010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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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关 键 词】《史通》/《文史通义》/历史编纂理论/论史法/论史义/“独断”之学/“别识心裁”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Long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Zhang Guangda (张广达) on 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and French sinology
张广达专访：沙畹与法国现代汉学
记者：李丹婕
来源：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1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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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汉学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在于当时的法国汉学家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问题意识：若要使汉学研究富有成果，就不仅需要致力于探讨中国和东亚的传统旧学，也需要善于参照西方的古典旧学，借鉴近代西方日新月异的新知，促使汉学更加邃密深沉；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西方近代科研模式的不断更新或转型，推陈出新。换言之，法国汉学之领先，在于既不忘记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学问的成就而加以继承，又在处理具体课题的方式方法上致力于在知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做出调整与更新，使之符合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水准及其范式的要求。在这一治学程序的转变过程中，无疑，爱德华·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承上启下、融会中西的旧学新知方面涉及的领域最广泛、最富首创性，可以说是在实践中带头的核心人物。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Famous historian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historiography and its methods
君子之学与王者之学
罗志田
来源：《南方周末》2015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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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就性质言是君子之学，就方法言是王者之学。
20世纪中外都是多事之秋，有太多不令人乐观的现象，这曾使我怀疑史学是否具备“资治”的功能。实际上，《资治通鉴》出来以后，中国历史似也不比以前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史学研究太让人失望，不能使政治得到“应有的”借鉴）。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Ge Jianxiong (葛剑雄) on why the scholarly achievements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are overestimated
民国的学术常被高估
葛剑雄
图片说明:民国时期是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吗？ 来源：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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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么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Historian Ge Jianxiong (葛剑雄)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创新与求实：历史地理学发展之道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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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Lei Yi (雷颐) on national studies
“国学热”中说国学
雷颐
Discussion with Prof. Tang Shiping (唐世平) on the meaning of ancient history in times of modernization
研究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走向现代化不矛盾——与唐世平老师商榷
复旦大学13级历史学系 张天宇
来源:共识网201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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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article of Prof. Tang Shiping (唐世平) , please click on our former post.
摘要：历史学研究本身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和文化的存续也具备相当的价值，不能用一句缺乏现实意义就一笔带过。毕竟中国固然不能依靠《武媚娘传奇》和《甄嬛传》走向世界，但是也没办法用《美国队长》和《哈姆雷特》赢得世界的尊重。
唐世平先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社会科学学者，学术水平极高，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良好的声誉。特别是最近其新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刚刚获得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而这项殊荣之前还从未授予过亚洲学者，唐世平老师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绝非是一些评论者们认为的哗众取宠之辈。
然而古人云“术业有专攻”，再优秀的学者也并非全知全能，唐世平老师近日的文章《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之中就历史学研究的一番评论，就有颇多不妥之处。若是寻常之人犯这些错误也就罢了，但唐世平老师是著名的学者，拥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他的很多观点可能会造成人们对于历史和历史学研究的广泛误解。故不以鄙陋，撰写此文，谨与唐世平老师就其文章之中的部分观点提出商榷的意见。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Famous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different types of academics
学术事业中的“政务官”与“事务官”
王汎森
来源:南方周末201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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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务官是规划或开辟一片花园的人，事务官中有的只是在花团锦簇的园子旁加种几棵小花。
章太炎讲《清代学术之系统》时，说：“盖学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别，戴氏(震)如政务官，其事务官之职务则后人为之担负也。”可惜他未进一步申论其义。
从一般辞书中可以查到，“政务官”之定义为“凡须经政治会议议决任命之官吏”;承政务官之指挥，执行事务者为事务官，如常务次长以下官吏皆是。政务官由政务任命，依例尽量不从事务官僚系统升上来。以我对台湾政情的了解，过去几十年一直有改革之士提倡严格区别事务官与政务官。也就是说，不鼓励常务次长先晋升为政务次长，然后升为部长。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Lu Mingyu (卢明玉) on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to evolutionary thought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晚清士大夫与传教士对进化论的不同回应
卢明玉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11月26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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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70年代，达尔文的名字和西方自然进化论的观点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但这种介绍还是零星和不全面的。甲午战争之后，严复系统译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名之为《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等词语，刺激了爱国者和维新派的神经，敲响了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警钟。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思想译介到中国后，带来了对传统封建礼教和儒家思想的冲击，加剧了伦理道德体系领域的论争，其中传教士和士大夫对这一思想的不同解读和回应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进化论思想在晚清的引介、传播和接受情况。
Interview with famous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Sinology,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还要有人没喝醉，记得带大家回家
台湾三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王汎森
王汎森，1958年生，台湾云林人。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4年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3-2009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10年至今任“中研院”副院长。
来源：新京报 201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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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台湾学界中生代学者的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2012年，王汎森的著作《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引进，颇受大陆学界关注并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如果把胡适、傅斯年、郭廷以等算作第一代，余英时、许倬云算作第二代，那么王汎森等学者可算作台湾第三代学者。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在2010年升任“中研院”副院长的王汎森，可算是台湾人文学科的领导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
History, Ethics and Faith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