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6
New Issue (90) of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0期
Historian Wang Xuedian (王学典) on the need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o return to and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y of history, from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历史研究要重返重构历史理论
王学典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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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我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所代替，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总之，远离“历史理论”，走向“史学理论”，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取向的出现及其主流化当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当前，我们亟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
史学界在忽视“历史理论”的路上越走越远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严格地说，我国史学界基本上不存在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这一期间，人们基本上是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画了等号。这一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打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明确区分，把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容构成加以切割，是1983年和1984年史学领域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把以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历史理论”，把以历史学、历史研究活动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史学理论”，认为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抽象和概括，后者是对史学本身的归纳和提炼，是当时学术界所形成的共识。这样，对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了合理性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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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ublic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
Historian Xu Zhuoyun (许倬云) on how the core of “China” (中华) developed
中华核心是如何形成的？
许倬云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
文 | 许倬云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10月下、11月上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Lei Haizong (雷海宗), Wu Yujin (吴于廑)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orphology of cultures view of history 文化形态史观
雷海宗与吴于廑
——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承往事
思想史研究
这次小编想同大家分享吴于廑先生与雷海宗先生的一些往事。
众所周知，近几年坊间流行着文明比较史学，而先秦部分的讨论又注重封建制等问题。
小编观察，这类缺乏史料分析的科普性读物，基本仍旧沿袭着老一辈学者分析的套路，其中最著名的便数雷海宗、林同济二先生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以及吴于廑先生的《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等著作。由于论者缺乏对近年来出土简帛的关注，因此不仅并未超越老一辈的成果，更陷于以封建制、宗法制、贵族制套用的弊端。
然而，这种现象至少引起我们的两种反思：
其一，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前盛行的观点突然消寂，以致如今被转手贩卖，反而大家以为新奇。究竟是当下史学和哲学的研究者已经丧失了统观分析的能力？抑或是如今两大传统学科隔膜太深互相拒斥使然？
其二，文明比较史观，其吸引人的地方便在于宏观论述以及某种预测的情结。这种思辨历史哲学的弊端，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早已指出。然而为何如今仍能蛊惑不少青年。我想，这不仅仅是外部的问题，更主要是哲学的史学内部陷入细节的思辨与考订，陷入功利性的撰述使然。然而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历史语境学的思维训练，使得学生难以分辨古人与今人撰述的意图。而这，恰恰是我们公共号所倡导的研究方法。
雷海宗与吴于廑年龄相差11岁，一北一南。当雷海宗扬名于江南一带时， 吴于廑正在上海美有中学就读（1926一1931年）。吴于廑原名保安，1913年生于安徽省休宁县，自幼聪颖好学，在中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根底。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家乡阅读了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深有所得。1931年9月获奖学金升入苏州东吴大学历史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在东吴附中任教。可是，雷海宗1931年秋就离开了南京，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又北上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看来，雷海宗和吴于廑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能够会面和发生个人接触。然而，雷海宗的名字及其学术思想对正在学习成长的吴于廑肯定是有影响的。
西南联大旧照
Book review by 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Yang Tianshi’s (杨天石) book on modern history《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有文、有质、有识
马勇
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12月28日第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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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2015年学者案头书
特别推荐·近代史篇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七卷本文集汇集杨天石先生近六十年所写论文、札记，是杨先生近代史研究精华结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巅峰之作。说杨先生的作品为“当代中国学术巅峰之作”，自思是否有过誉之嫌。经几天思索，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杨天石先生学术评估上并不为过，我愿从这样几个层面简单解释一下理由：
第一，有文。孔子在谈及文章境界时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管这里的“文”、“质”有多少解释，一般的理解，好的文章不仅要有内容，还要有点文采。特别是现在的历史作品，也应该注意一点文学性、可读性。杨先生为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年轻时志在文学”，写过文学史，能写古体诗，还有诗集出版，因而读杨师论著，无论多枯燥的故事，都有一种身临其境、栩栩如生之感。作者在文集“新序”开篇即引一首词以表明“评说近代史”的心迹：“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当今新派历史学人，已很少有人如此充满诗意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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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Peng Gang (彭刚) on the memory tu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history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
Wang Xuequn (汪学群) on new approache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汪学群：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路
黄进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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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黄进兴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2012年6月1日黄先生以“对儒教的反思”为题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做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为了更好地把握这次讲演的精义，首先回顾一下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进路。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特色在于从社会文化（他称之为人类学）角度切入，我称之为社会文化的思想史。主要涉及以下诸方面：
Historians Chen Hongmin (陈红民) and He Yangming (何扬鸣) on 60 years of research on Chiang Kaishek
陈红民、何扬鸣︱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摘 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O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关键词】蒋介石研究 学术史 回顾 展望
【作者简介】陈红民(1958一)，男，山东省泰安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何扬鸣(1957一)，男，浙江省杭州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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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Zuo Yuhe (左玉河) on historical memory,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oral history
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作者简介】左玉河, 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口述史。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9-21页。（选用时未保留注释，请以刊物发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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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Gao Yi (高毅) on the violent gen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nd its French background
“以法为师”，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暴力基因
高毅
革命总是暴烈的，必然要诉诸血腥的暴力。这种暴力尽管很野蛮很残酷，事实上也会给许多无辜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在革命者看来却是为实现更好的生活所必须承受的一种牺牲。所以，革命者一般都会毫不犹疑地认可革命的暴烈性。如毛泽东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的革命，尽管都很暴烈，却在暴烈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比英国或美国革命暴烈得多。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以至于言之”惨烈”都不为过。然而也正是这种”惨烈”，赋予了这场革命一种引人注目的经典性，同时也是其世界性影响远远强于英、美革命的重要原因，尽管后者在推动现代世界的成长方面也有同样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政治文化的传播而产生的。在受到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影响的案例中，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肯定是非常突出的2，尤其是中国革命非同寻常的暴烈性和长期性，使其带有一种和法国革命极为相似的政治风格。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革命”在中国都被看作是一种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这情况和法国大革命十年期间（1789-1799）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在中国革命者看来，”反革命”不仅是一种无耻的行为，而且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在中国革命者已经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之后，这个观念也没发生任何变化，并还将长期盛行。
Lü Jie (吕杰) on “Late Imperial China”
“晚期帝制中国”考
吕杰
1985年6月，一批从事中国清史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像往常一样从自己的信箱中收取美国清史研究会(Society for Qing Studies)主办的《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杂志。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杂志居然改名了，“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这个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然而，为什么要改名呢？是学术内部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外部环境变迁的不可逆转？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编者们的回答。
在这一期杂志的前言页中，新任主编李中清(James Lee)和费侠莉(又译傅乐诗)(Charlotte Furth)合写了一封“新主编的信”。在信中，他们指出，采用新的名字是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读者群，把一些非清史方面的研究专家也包括进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采用一种更为有机的分期，要比在王朝框架下探讨清代更为可行。此外，两位编者希望以此为契机，来促进学者对清代社会和文化进行一种长时段的研究。
由此可见，在李中清和费侠莉的眼中，杂志更名主要是考虑到学术自身的发展趋势，期望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把清史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为了扩大杂志的受众面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策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次更名看成是一起学术事件的话，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更名事件的表层原因上，而应该将其置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考虑，充分发掘事件背后所包含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
▲李中清教授（James Lee）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Qian Chengdan (钱乘旦) on Ranke’s historiography criticizing it as unreliable
兰克史学有三根支柱，可惜都不可靠
钱乘旦
20世纪“新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已经不生疏。但有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各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识到。我试图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就必须从兰克说起，因为他是出发点。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对西方史学以至于全世界历史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兰克，我们知道什么？很多书都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所谓“科学的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历史看成“科学”，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一样。既然是科学，就是有规律和内在逻辑的，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发掘这些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层含义是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能恢复人类历史，做好历史研究。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state
抗战与民族国家重构
马勇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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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这场战争不论怎样计算，其规模、牺牲均为中国历史之最。即便从人类历史说，单纯的国对国的战争，其规模、牺牲超过这场中日战争的，也不是很多。中国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场战争也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转变，战争前后的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形，有些变化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不断扩大其内涵的族群，是一个包容无限的文明体，周边族群因为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文明差异，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接受主流文明熏染，中国文明的边疆在周边族群相继加盟中不断扩大着自己的边长。所谓“中国”，自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一隅发展到今天的四至，表明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力。中国文明一方面以主流文明深刻影响周边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大度接纳周边文明的进入。从历史的观点看，今天的中国文明早已没有什么纯粹，不要说早期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后来与中国文明对接的所谓“胡人”，他们不仅接纳了中国文明的有益成分，而且以自己的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今天所有带有“胡”字的词组，诸如胡萝卜、胡椒、胡桃、胡琴、胡床等，都是胡人奉献给中国文明的。
在近代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文明对周边的扩展，主要依靠主流文明对周边文明的落差，以主流文明吸纳周边文明，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以夏化夷”。
当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并不都是“以夏化夷”，并不都是中心主流文明同化非主流的周边文明。有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情况刚好相反，是周边文明深刻影响了中心主流文明，而中心主流文明坦然接纳了这些非主流的非中心文明，才使中国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历史才有可能绵延久长。一个不能接纳异样文明的文明肯定不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伟大文明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其具有很不一样的包容心胸。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Nianqun (杨念群)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thodoxy” a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诠释“正统性”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
杨念群
中国的清史研究包含着许多传统议题，如清朝与明朝宫廷结构与制度的异同，超大疆域的控制与民间治理的得失，满汉关系的持续纠结，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等等。持续沉浸于传统议题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比如有些学者总是喜欢刻板地强调明清两朝的连续性，仅仅把清朝统治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对明朝体制的再现与模仿。甚至清朝被反复诟病的一些现象，如满汉冲突引起的民族压迫，也被断定为满人受文明浸淫的程度不够，这是“汉化论 ”的核心观点。
最近几年强势崛起的新清史则强调清朝与前朝主要是明朝制度的差异性。由于清朝是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同时又实际控制着有史以来最为广大复杂的多民族共存的疆域空间，这两个条件恰恰都是以往汉人王朝统治所不具备的，故在西方学者眼里，清朝呈现出了一种貌似西方的帝国气象。在我看来，这两个极端论述均有失偏颇，很易为对方的批评留下口实。
当代一些学者大致沿袭了宋学家们的看法，即以宋明王朝模式衡量清朝统治之得失，同时以汲取儒家意识形态的深浅程度作为判别文明优劣的唯一标准。他们假设，以汉人为中心打造完成的儒学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无可置疑的垄断地位，其他民族要想入主大统，就必须以汉化作为基本前提。
TOC and abstracts of the latest issu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历史研究 2015:5)
《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目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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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
摘要：与在日军攻势下被动形成的正面战场不同，敌后战场的出现完全是中共及其军队主动开辟的结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精心谋划华北游击战争的战略布局，指挥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在广阔的华北山地和平原地带实施战略展开，一面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作战，有力袭扰和打击侵华日军；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华北地区广大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把战争引向持久战的方向，为夺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争布局的谋划与实施，是从实践层面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指导根本原则的最好诠释。
关键词：中共 八路军 敌后战场 游击战 根据地
作者于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History, Ethics and Faith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