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15

Open letter from an old party member of CASS to the Central Inspection Team asking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academic corruption and to exterminate enemies within the ranks and tra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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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老党员致中央巡视组一封公开信:彻查学术腐败 肃清内奸国贼

2015-11-30 王化信
乌有之乡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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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巡视组的领导和同志们:你们好!

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式下,你们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本人以一位老党员和退休学者的身份表示衷心的欢迎!为了支持和配合你们的工作,在此提出如下八项建议:

第一,要彻底查清“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中国的学术腐败能够发展到“空前未有、世界罕见、动摇国本、摧毁民族道德底线”的严重地步,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作为这个发展过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被称为“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以权谋私者把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国家公开选拔人才的壮举演变为扼杀人才的悲剧事件。该事件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其影响范围广大,恶劣后果严重。社科院成了后来泛滥到全国各行各业虚假荒唐人才招聘的最早示范者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最大破坏者。而且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悬疑问题没有查清,直接责任人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处分,需要彻底查清,才能彻底肃清其流毒。(详见:《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最荒唐的“人才招聘”》、《与“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有关的六大悬疑》、《从“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看学术腐败的三大恶果》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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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Qin Hui (秦晖), the author of “Leaving the Imperial System Behind”, the book that has disappeared from the sh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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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下架的《走出帝制》作者秦晖是谁?他是国内不多的思想家

2015-11-30 张守涛
现代社会主义

 

被下架的《走出帝制》作者秦晖是谁?他是国内不多的思想家

2015-11-29 张守涛 涛滔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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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between Ma Yong (马勇) and Qin Hui (秦晖) on Qin Hui’s new, recently banned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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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成果整理出对中国近代百年的新理解

秦晖

来源: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201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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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新著《走出帝制》(群言出版社)近日出版。该书出版座谈会于2015年11月2日下午在腾讯希格玛大厦举行,刘志琴、马勇、黄道炫、丛日云、荣剑、雷颐、王焱等出席了座谈会,刘苏里担任主持。我们经授权刊选摘了部分座谈内容。

秦晖:这里头的内容是年初写的,主要是辛亥百年和今年新文化运动百年,乃至这期间的一些事情写作。但是这个想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为在序中也讲了,这些年来,改革从80年代到现在经历了从“荆轲刺孔子”转向“荆轲颂秦王”的过程。80年代很激进,批判传统批判得很厉害,但是那个激进带有一种很表象的性质,因为李泽厚出国后就讲“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是真的对孔子有那么多意见,而是因为惹不起秦王,只好去刺孔子”,所以那个激进本来有点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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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by historian Qin Hui (秦晖) on his new book “Leaving the Imperial System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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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就是一头一尾两场转型

秦晖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 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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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秦晖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整理自2015年11月3日举办的东方历史沙龙“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上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发言。参加沙龙的嘉宾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濓,他们的发言将于明日推送。沙龙主持人为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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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id Qin Hui’s (秦晖) new book “Leaving the Imperial System Behind” disappear from the shelves? Answers can be found in Liu Yu’s (刘瑜)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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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eldom comment on the texts posted, but this is a must-read indicative of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to Chinese academia in general and to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particular!

秦晖新书《走出帝制》为什么全面下架?刘瑜的这篇书评里有答案

 

2015-11-29

刘瑜:《走出帝制》,走不出的底子


今年10月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出版新著《走出帝制》,出版社为群言出版社。最近两天,《走出帝制》被勒令下架,一夜之间从当当、亚马逊、京东消失,出版社方面也被约谈。眼前所见,正是对“走出帝制”这一命题的当下意义的最好注解。

《走出帝制》究竟在讲什么?知名学者刘瑜通过“观察中国”与读者分享她为《走出帝制》所作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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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Ishikawa Yoshihiro (石川祯浩): Entering the age of “faith” (信仰) —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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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信仰”的年代: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

石川祯浩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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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通过分析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爆发的来龙去脉,探讨这场运动的时代意义所在。石川祯浩教授认为,反宗教、反基督教的强烈意识转化成了对另一种“信仰”的根深蒂固的追求,继而形成了1920年代特别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革命信仰”。
                                                                          石川祯浩
序言
  1918年春天,《新青年》杂志的孔教批判和文学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第4卷第3期上,有这么一段读者来信与应答(《文学革命之反响》)。署名“王敬轩”的人来信说,《新青年》在批判孔教,却一直没有批判西方宗教,这是为何?记者刘半农回答说,“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之流毒无穷,在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众所周知,这位王敬轩,其实就是《新青年》编辑成员之一的钱玄同。因为《新青年》同仁们抛出的“文学革命”未能达到预期的社会反响,不得已自编自演了上述的“反响”(双簧信),目的无非是想阐明他们的想法。这场伪装成与读者书信往来的表演,可以说是《新青年》成员为了更明确地表明他们对孔教与西教的态度和立场而特意设计的。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Patricia Ebrey (伊沛霞) on the trend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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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向

伊沛霞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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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是中国“文革”肇始之年;在美国,大学校园反越战运动也正进入初期阶段。对我来说,1966则是我第一次选修中文和中国史课程的年份。当时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在1966年,有关中国研究的英语著作已经相当可观。从19世纪起,不少学者在辛勤多年的基础上编成中英字典,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和主要文学作品。在进入20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中国研究的主导人物是欧洲人,如理雅各、戴闻达、卫德明、威利、高本汉等。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时,已有十几份学术杂志定期刊登中国史论文,如《亚洲专刊》(Asia Major)、《通报》(T’oung Pao)、《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Studies)以及《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等。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1962年,贺凯编辑出版了《中国:评论性目录》(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书中所列书籍论文已达2000余种。当时,有关中国的书籍颇受欢迎,而我的老师们则一致认为驳倒魏复古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 : A Comparative Studyof Total Power)事关重大。魏复古著作的挑战对象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韦伯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他提出,理解官僚政治社会的关键是灌溉型农业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必需的具有召集大量劳力、建造并维持水利工程能力的强大政权。当时最受欢迎的反魏复古论点的著作是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1957年)及倪德卫、芮沃寿编《儒学表现》(Confucianism in Action,1959年)等。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Li Bozhong (李伯重) on the discursive system of the writing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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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

李伯重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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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体系”是我国学界近年来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讨论体现了思想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即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随着最近30年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一些学者提出要终结“中国人简单化地学习西方的时代”,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判准,推动从“主权性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的发展。今天关于“话语体系”的讨论,正是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话语”(discourse)问题是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科学是科学,因此具有科学的“规范认识”(paradigm)。这里所说的“规范认识”的概念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广泛运用于各种讨论中,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解读。“规范认识”大致可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这种规范认识为该科学群体的成员一致拥有,他们都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社会科学的规范认识是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核心。换言之,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以社会科学的规范认识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和表达方式。置身于同一社会科学群体中的成员,都必须采用由同一规范认识所决定的话语体系进行思考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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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

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至今学界也未有定论。但在历史学内部的诸分支学科中,经济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化了的学科,则是无可争议的。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whether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to salvage the desperat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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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残局”有没有走活的可能

杨国强

来源:澎湃新闻 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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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4日上午,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的办公室,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约请沪上几位青年学者与杨先生座谈,讨论他的新作《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与社会脱榫》(中华书局,2014年12月版),算是一次小型的读书会。小扣小鸣,大叩大鸣,我们整理了部分对话,杨国强先生又对初稿从头捋了一遍,几乎等于重写。因篇幅较长,兹分两次发布。本文是上篇。

晚清“残局”能否走活

戴海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晚清中国从庚申的“变局”,到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相应的,新旧交战和更替愈演愈烈。从中外角力、权势格局转换的角度,中国到了20世纪初,无疑是“残局”的景象,但从趋新共识的生成、革新能量的积累和发展走势看,却仍有把残局“下活”的可能。那么,如何看待“残局不残”?“残局”有没有走活的可能?

杨国强:其实从庚申的变局、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都是战争的结果,先是英法联军之役,后是甲午战争,再后是八国联军。所以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国家面对的世局的认识和判断,以及这种认识判断的变化与深化,实际上都与民族战争相因果。这里的变局、危局和残局,主要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力日逼日亟之下国运和国势一路跌落的直观感受和总体统括。由此构成的是一种主观表述,但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真实的。

Historian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Zhang Kaiyuan (章开沅) and the challenges of research 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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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

罗志田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201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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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开沅先生看来,“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因为史学决不限于形貌的观察,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这既需要史识,也需要史感。


数月前曾得朱英兄示,《章开沅文集》即将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闻之欣喜不已。今则皇皇大著,已在眼前。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时心情,正司马迁所说的“心向往之”。《文集》共十一卷,一至三卷收录先生五十多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论著,四至五卷是有关张謇的研究,第六卷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方面的论文,第七卷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取证,八至十一卷则是笔记、演讲、访谈和序言。
开沅先生其实是我的业师,虽然为时不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适先生在邻近的普林斯顿神学院访问研究(1990-1991学年),林霨(Arthur Waldron)师遂请先生客座,给历史系研究生开设辛亥革命的讨论课,我便在那里师从先生。刚开始彼此不熟悉,记得先生某次还笑眯眯地说,这个繁体字我们罗先生恐怕认不得吧(盖那时在美国念书者不少是学英语出身)。我印象很深的是,先生一开始就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像我这样有点叛逆倾向的,在国内便对此不以为然;而先生在美国特别讲此,并不“入乡随俗”,倒让我很佩服。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Famous historian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modern local history — commoners and rural society in times of the dysfunctionality of the old Junxia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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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近世史

——“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

罗志田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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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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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Chen Chunsheng (陈春声) on the importance of fieldwork for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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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

陈春声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20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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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记·栏目寄语
                                                                                           田宓
中外传统史学一直不乏实地考察的先例。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有明显的实地考察的印记。19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学术在中国的确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调查”方法引入国内,并逐渐受到多方重视。基于现实的关怀和学理的逻辑,李景汉、陈翰笙、顾颉刚、钟敬文、杨成志、梁方仲、傅衣凌等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分析对象出发,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展开调查并予以研究。在各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兴起了“社会调查运动”的风潮,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调查资料。1949年之后,伴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学者们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这些调查资料至今仍是从事相关研究时的必备参考书。自1980年代开始,社会史研究兴起,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对话不断深入。在这一背景下,“田野调查”作为一个“新事物”,重新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线。在田野中解读文献,倾听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成为明清史领域不少学人为之努力的方向。在这个方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一些带有“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的学者,在198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先导性的探索,时至今日,已经积累了系列性研究成果。

“明清史研究资讯”设置“田野记”栏目,定期推送相关学术资讯和研究成果,旨在为读者了解“田野调查”工作打开一扇窗口。囿于学力,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盼各位方家帮助指导,并欢迎各界同仁荐文投稿。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Nianqun (杨念群): Please return emotions to historiography — o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ndition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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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感性请回史学,描述历史状态中的矛盾与困境

——兼谈历史上我们如何看待女性和父亲

演讲人:杨念群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201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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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2015年11月1日举办的东方历史沙龙第74期《“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回望与思考》上杨念群的发言,点此阅读另一位沙龙嘉宾赵园的发言。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我看了赵园老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之后,概括出两个关键词:第一,感性;第二,困境。

先说感性。为什么提到感性?到底感性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地位,如何来定位?这是我觉得未来历史学要走下去的话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历史写作是排斥感性的,追求客观,追求历史规律,追求大的结构、大的演变。没有错,可以,但是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唯一的道路和唯一的选择。历史研究应该凸显人的存在本身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和他本身的活动方式,而不是我们把所有条件摆列出来以后,最后人消失了,没有人了。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缺乏对人的基本理解,对人的命运状态和他所身处环境里面的感受、活动方式的基本理解。所以我觉得其实把感性重新请回到历史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研究明清士大夫还是研究家庭伦理本身,实际上都涉及她自己表述的一个词——“痛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刻的。你研究一段历史或者写作一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带入了你的感情?当然这个感情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滥情,不能随意介入,历史有本身的脉络在里面。但是感情的带入是不是就是一种罪过,写的漂亮文字是不是就是历史的罪过,是不是文学归文学,历史归历史,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给历史学叙事正名,让历史学所有东西都写得好看一点、可读一点。可读未必就是浅薄,我们觉得有可读性就是浅薄,故作高深的讨论就是深刻的,一定要打破这种二分法,使历史写作归于一种比较人性的写作。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Zhang Zhiyong (张志勇) discussing Chinese research conducted since 1949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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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述

张志勇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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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学刊》2015年第10期。

【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专题:边疆危机、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清末十年的中外关系、在华外国人与晚清外交以及外交制度与外交机构。从研究的时间特征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5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现在。第一和第三阶段学术成就巨大,而第二个阶段基本没有什么学术成就。

【关键词】中外关系 边疆危机 甲午战争 外交制度 外交机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1870-1911)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期。这个阶段老一辈学人广泛搜集中外文资料,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框架。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阶段学术界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影响,基本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言,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停滞不前。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现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学术领域百花齐放,晚清中外关系史方面中外文史料,已刊未刊史料,都相继出版、开放,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现把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的主要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Dai Hongliang (代洪亮) on the fragm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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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

 代洪亮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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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迁,社会史在这一时期复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传承、学术期刊等方面逐步出现了分化与整合的学派化趋势。“华南学派”深深扎根历史人类学之中,并开始跨区域研究;“华北学派”以北京、南开学术群体为代表,逐渐多元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且团队合作优势明显;“新社会史”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扩大在社会史学界的影响力。各学术团体及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分化与整合,这不仅推动着该研究领域不断细化、深化,也推动着该领域的重新定向。

【关键词】社会史研究/华南学派/华北学派/新社会史派

【作者简介】代洪亮,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困境与范式转换研究”(13YJCZH025);济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X1165);济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B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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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Zhiwu (陈志武) discussing how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reveal a totally different view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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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观

陈志武

来源:读史微信公众号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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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志武(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之前对历史的探究要么过于意识形态化,要么又过于侧重朝代史、政治史,就如电视古装戏几乎走不出宫廷斗争的话题;还有就是过于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层面,即使对历史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下结论,也只是猜测性的,很少从统计意义上进行严谨的逻辑推论,做排他性实证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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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 and abstracts of the latest issu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近代史研究,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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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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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s Ge Xiaojia (葛小佳) and Luo Zhitian (罗志田) discussing new approaches to the writing of history by way of reviewing P. Duara’s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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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

葛小佳 罗志田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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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一书曾先后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及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葛小佳、罗志田二先生以“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为名合撰此篇书评,意在指出,杜书以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为脉络,并引入欧洲史研究中的“国家”概念,考释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消长,为检讨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空间。(本文选自《东风与西风》)
                                                                            杜赞奇教授
  以往治史,多以人物或事件为轴心来把握历史演进的经络,而对人物事件后的社会文化自身嬗变,关注不够。今日海外汉学中的社会史取向,则恰好反之,是力图将对历史过程的探究,根植于对地方文化社会变迁的了解之上,以期对来龙去脉(context)有一更深刻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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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by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book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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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罗志田

来源:北大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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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王汎森先生的新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关注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并通过将其与生活史相联系,广泛论述了“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第二部分则以文字狱、禁书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著名学者罗志田先生曾为本书撰写书评(原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44期),征得他的同意后,我们将全文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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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critique by Wang Weiguang (王伟光)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restaurationism” focussing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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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王伟光

2015-11-09

 

【核心提示】思想源于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回顾人类思想史,一切划时代的思想体系都在于它回应了时代最响亮、最迫切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异彩纷呈、硕果累累,但思想史研究在回应重大时代关切、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史学派方面,离国家和人民的要求还有不少的距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错误观点、错误思潮,特别是近年来以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复古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学术生态,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尤其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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