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鉴明
一般人以为口述历史是由西方传入的，其实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便已采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方式撰写老百姓的生命史，但《史记》后来成为历史经典，口述历史并没有在中国史著撰写上形成范式，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西方。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史学界对史学的研究重新反思，最大的变动莫过是关注国家与政治事件的史观受到怀疑，接着受年鉴学派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兴起的先后影响，一种由下而上、关心寻常百姓或不同地区历史的书写方式逐渐成型，历史研究也由大历史扩展到小历史、微观史，口述历史因此有了大好的发展机会。“口述历史”这一名词是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所提出，之后口述历史正式进入学术殿堂。
姜萌
本书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借鉴中外学术资源，以理论与实践、评价与规范相结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机理问题做深入分析。从历史存在的一维性、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探讨历史认知的虚无主义风险；从历史事实的“实”与“虚”，历史解释中的“效果历史”，挖掘历史虚无主义的解释逻辑；从历史语言及其叙事性，解开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学外衣；从历史文艺作品的“去历史化”和恶搞经典调侃历史等现象，分析后现代史学的虚无主义效应。本书最后从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和历史价值论等角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并重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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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在台湾时，想到到不应该仅仅是胡适、钱穆、傅斯年们，在那个大江大海的年代里，还有他们，也来了台湾。
陈红民
罗志田
史家不能因为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须发挥历史的想象力，连接历史可能隔断之处。
——罗志田
以我的陋见，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学生的想象力装上翅膀，可以翱翔于学术、知识和思想的宇宙之中。在各学科中，历史学尤其需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遗憾的是，一般人的看法，史学恰是既不需要也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位史学出身的杂志主编即曾如此对我说）。这是我们大学历史教育失败的表征，应该引起我们这些教史学者深自反省。此事要紧，我只能多引一些通人的见解，看看过去关于史学与想象力的关系有些什么看法，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史学勿需想象力的看法素为非史学者所相信，钱锺书曾半带挖苦地说：“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这是“它的艺术的责任”。简言之，“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钱先生是读集部书的大家，今日也有人在发掘其史学方法。然而集部书中究竟“文学”成分多些，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尤为钱先生最所擅长。不过，当年学了唯物史观的郭沫若曾特别强调，他们的古代“批判”与胡适等人的国故“整理”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们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们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不论郭沫若对双方的判断是否准确，史学不仅“断定已然”，更要探寻“所以然”，应当是不错的。
▲钱钟书
顾肃
来源：中国好学者微信公众号2015-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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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来源：澎湃新闻201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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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章开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中国商会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学高识阔，著作颇丰。由他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曾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得到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尊崇。
2015年，恰值章开沅先生九十寿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7月出版《章开沅先生九秩纪念文集》，文集收录章门弟子以及学界友人撰写的纪念文章。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选取四篇发表。
我与章开沅先生，不是师生的师生
得朱英兄示，《章开沅文集》即将出版，闻之欣喜不已。
开沅先生其实是我的业师，虽然为时不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适先生在邻近的普林斯顿神学院访问研究（1990-1991学年），林蔚（Arthur Waldron）师遂请先生客座，给历史系研究生开设辛亥革命的讨论课，我便在那里师从先生。刚开始彼此不熟悉，记得先生某次还笑眯眯地说，这个繁体字我们罗先生恐怕认不得吧（盖那时在美国念书者不少是学英语出身）。我印象很深的是，先生一开始就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像我这样有点叛逆倾向的，在国内便对此不以为然；而先生在美国特别讲此，并不“入乡随俗”，倒让我很佩服。
章开沅
牛瑞雪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9月09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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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浦江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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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太平天国可能是评价最为纷歧、是非变幻最多的一段历史。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太平军是“粤匪”、“发逆”;在清末革命党看来，太平天国是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民国以后，太平天国民族革命史观得以确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太平天国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得到普遍承认。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降，在清末民初被革命党目为“汉奸”的曾国藩，又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研究者据此认为，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过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历史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国民党对于洪、杨与曾、胡的态度，其实是颇为微妙而暧昧的，其中还纠结着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至于国民党有意淡化它的民族革命传统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渊源关系，则已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所谓“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国民党太平天国史观之嬗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乏深入发掘研究的价值，通过对它赖以生成的历史语境加以解构，可望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认识。
一、 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象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定宜庄
来源：《博览群书》2010年第2期，口述历史微信公众号201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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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10年、最终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为书名出版的口述史作品，我将它定位为一部以口述访谈为主的史学专著。我想做的，是通过对若干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方式，从个人的角度，亦即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追溯百年来北京城的历史。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北京人如何记忆和表述他们的过去，他们怎样把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怎样使过去变成现在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他们如何运用过去来诠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眼中的这个北京，正是这些，构成了历史记忆过程的本质，这是这本书的宗旨。
我所理解的口述史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宋少鹏
来源:《文化纵横》2015年8月号，共识网201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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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些研究对于妇女主体性的挖掘，确实让我们头脑中的被婆家拐卖的“祥林嫂”的形象轰然倒塌。这些研究展示出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们远不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简单受害者，她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甚至有权操纵的一分子。
反思五四妇女史观
十年前，曾有一位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者问我，1919年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刎颈自杀的长沙赵五贞女士有没有主体性?瞬间把我问住了，不知如何作答。赵五贞事件是近代妇女之死中非常著名的事件之一。赵五贞，长沙南阳街眼镜作坊赵某之女，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年长自己许多的吴姓商人为继室。花轿到吴家门口时，媒人掀开轿帘，发现其自杀。赵五贞之死引起了湖南媒体的极大关注，发酵成声讨传统婚制、支持自由恋爱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舆论，青年毛泽东就此事在报章连发九篇文章参与讨论。赵五贞，也成为了五四妇女史中传统父权制和旧婚制的受害者。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李剑鸣
《财经》记者 马国川
来源：《财经》杂志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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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从此每年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抗战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取得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历史学家章百家对《财经》记者说，“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章百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曾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今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章百家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总结了中国抗战的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章百家看来，中国抗战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对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夺取最后胜利是不可或缺的。“在更宏观的视野下，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转折的枢纽。”章百家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前途和战后的世界格局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History, Ethics and Faith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