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essor Zhang Shiming (张世明) comparing historical scholarship with jurisprudence

    著名学者杨鸿烈在《袁枚评传》中指出：“数学与法学，可说是有清一代科学方法的总源头。清代最大多数的汉学家不是深懂得勾股开方，就是擅长刑律。数学之为科学方法，可毋庸多说；而法律的本身最是讲究条理的明晰，而在审判案件应用它的时候，又最注重搜集及调查证据”。过去学术界论述乾嘉考据学时往往也会提及这些学者在历算学、音律学等方面的贡献，但却很少将法律实践、法学研究与乾嘉考据学联系起来考察。实际上，法学中证据法规则与历史学中的考据法则存在极其相似的“底层语法规则”，故中国自古以来即有“治史如断狱”之说。孟德斯鸠亦主张，“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

He Zhaowu (何兆武) on why modern science did not develop in China (from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曾经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但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西方大踏步建立起近代科学体系时，中国的科学相形之下却日益落后了，并且直到19世纪中叶仍对西方17世纪已经确立的近代科学体系茫然无知。这是为什么？

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这一条件正是西欧上升中的并且不久就取得统治权的市民阶级所具备、而为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一切阶级所不具备的。当时，西欧这个新兴的阶级迫切需要天文、地理、航海、制造、火炮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贸易、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这些知识和传统社会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并不大。迟至20世纪初，一些亚非不发达国家的王公贵胄虽然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牛津、剑桥受教育，但这些人回国之后并不把西方的科技引入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奥秘是，科学从思想上，也从社会上对等级制度起着一种瓦解的作用。一切人和物，无论多么伟大或多么渺小，在科学面前其价值都一律平等，都服从同样的铁的法则，其间并不存在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也一直无法突破等级观念和体制的束缚。

Historian Sun Ge (孙歌) on the intellectu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斯大林批判与中国的“双百”思想运动，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结构性“事件”。它的事件性格在于推动了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讨，并打开了由于冷战而在意识形态上被绝对化了的思想对立格局，为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深化对于两种民主制度的讨论提供了条件。在这个讨论中，除了共产党理论家之外，自由主义者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日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而关注到中国革命与苏维埃革命的区别，指出了前者所具有的亚洲特性。或许在今天借鉴50年代国外关于斯大林批判与中国革命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开辟一些新的思路，在中国革命遗产中寻找那些未必能够直接套用、但却具有媒介功能的要素，重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

【关键词】斯大林批判　中国革命　陶里亚蒂　丸山真男　竹内好

来源：《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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