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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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摘要】通过对东亚“天下”的范围、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主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关键词】东亚 政权建构形态 传统王朝 政治格局 演变趋势
【作者简介】李大龙，1964年，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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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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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究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数十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定义不能说是完整的、准确的。
胡绳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界
1949年以前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是否区分、如何区分，并不十分在意。这也许跟那个年代里，近代中国的历史还在进行中，不无关系。换句话说，1949年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有独立研究对象的完整学科，还在形成过程中。
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源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此文的发表，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胡绳非常明确地把中国近代历史本身的时限范围，限制在1840年至1919年之间，这次讨论也基本遵循了这一分期。于是，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换一句话说，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范文澜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中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册，是1945年我在延安时写的，当时原想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一气写下来，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上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下编，本书则是上编的第一分册。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故将此书改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个说明明确指出了“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这个事实。范著这一次改动，对以后中国近代史书的编纂影响甚大，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几乎就定在1840年至1919年。可以这样说，1999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书，其时限都是如此。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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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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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注释从略
刘志琴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7月20日第16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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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是人文学科中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它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广阔领域，天文地理、文治武功、士农工商、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风俗民情、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间。这样一门丰富多彩的学问，又如何在笔下抒写，让更多读者分享史家的研究成果？这是史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因为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只有诉诸文字或口头表达，才能发挥社会功效，所以表达能力是研究者的基本能力。古话说：“虽云灵府生智慧，要且功夫在笔端。”写史要有行文的功力，流畅地表述见解，生动地描绘历史过程。这不仅要有文学功底，还要正确认识史与文的关系，摆脱约定俗成的框框，放手进行文笔的训练。
写史要追求文史并茂
日期：2015-07-17
作者：昝涛; 殷之光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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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构想提出后，中外各界人士都非常关注，学界也有关于“一带一路”的各种言说。今年4月底，青年学者昝涛与殷之光在上海围绕“一带一路”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下文为这次对谈的内容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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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
本书收录了从中华民国建立到2012年这100年间，国内外研究清代历史的所有书籍，共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民族、宗教、外交等共16个大类；下编分为经、史、子、集、丛书、档案共6大部分，收入书目近4万条，200万字。本书邀集海内外清史学术名家，耗时数年，精心编纂而成，基本涵盖近代以来所有对清代问题的研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工具书。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201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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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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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Guy Alitto）先生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学者。早在20多年前，我就曾研读过他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性）的困境》（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一部是他用中文写就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台湾版更早，名为《文化守成主义论》）。他的这两本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在中国学界都很有影响。艾恺先生把体现启蒙方案的现代化追求看作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认为它的进展总是以不断毁灭对人类仍然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启蒙和启蒙批判，不仅相伴而生，而且此种冲突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这种冲突实源于人性深处无法消弭的内在矛盾。这种哲理性思考，曾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正面价值，艾恺先生甚至还有意将“保守”译作“守成”（取孙中山“守成不易，创业维艰”中的用法），因为在中国，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保守”与顽固、落后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他的别具匠心。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桑兵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爱思想2015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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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为一整体的学问，应在全面关照之下研究具体。所以读完书再做学问，乃治学的必由之路。所谓通识，应是贯通融通之通，通透通达之通。若以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横通为通，则势必南辕北辙。中国近现代史材料多，史事繁，本来要求学人功力更强，才有可能求通，可是研究的起步较晚，结论过快，史料史事大都未经认真梳理，学人的训练不足，取径又不免偏狭，往往由专门学习直接进入专题研究，很少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其所谓宏观，大多教科书式的泛论，或格义舶来的范式，看似笼罩，实则隔膜。如今大学教学和学界治学的取法途径，每每与应有之道相离相悖，主要问题显然并不在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是似有越来越不会做史学，所获也越来越不像历史的趋向。长此以往，当年章太炎、张尔田等人“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1]的预言，终将不幸而言中。在体制和导向变更之前，要想根本改变这种出货而不出人，结果货难免劣质的状况，似无可能，况且并非人人可以达到贯通的境界。不过，任何环境条件下，都有高下优劣之别，而芸芸众生中间，总有读书种子。为来者计，回到起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而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或不无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只是越基本的规则把握和做到越有难度，与畏难的人之常情适相反对。于是呈现一种怪相，超越成了趋易避难的遁词，做不了史学于是便一言以蔽之曰旧而追求新史学。然而，最新最美的图画固然可以画在一张白纸上，却不能任由全外行随意涂鸦，而美其名曰后现代。
時間：201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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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一个在中共党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为什么要像一个数学家要去讲解加减法一样，将讲课的课题定在学科的“基本面”，“跨界”做一次关于“抽象的、晦涩的”关于历史评价尺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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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姝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明确提出“历史文学”的概念以来，对于“历史文学”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文章就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历史文学”问题的相关研究，从“历史文学”意识、“历史文学”成就和“历史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历史文学”研究的发展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史学审美”是否可以作为这一领域传承创新的路径。
关键词: 历史文学; 意识; 成就; 理论; 史学审美
常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临的形势较之北洋政府时期更为严峻：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仅仅三年后，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空前挑战，边疆局势也愈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更多地奉行的是一种淡化族裔观念、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主义话语。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赵立彬
来源：团结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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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传统的研究模式、问题而言，辛亥革命史研究已有的成绩造成“学术高原”，难有突破；学术风气的转移、新的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导致新文化史、社会史等前沿领域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迅速影响到传统的研究方式。目前已有一批新整理出版的资料，和一大批历史报刊可以便利利用，在此基础上，从原始材料出发，发现新的深入研究的切入点，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已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趋向。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赵瑞雪
来源：中国日报山东记者站2015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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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于今年8月23至29日在孔子故乡山东举办，这是大会举办115年来首次走进亚洲。山东大学《中国历史评论》主编、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王育济认为，第22届大会的举办，将使大会所秉持的国际主义的学术宗旨得到进一步光大。
据本届大会山东大学组委会统计数字，第22届大会目前注册报名的中外历史学家接近2000人，注册参会的国家和地区达到79个，突破了历届大会参会国家数量最高的记录。
【内容提要】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其立孔教思想的核心要素，他对孔子太平大同之义的阐释是托孔立教的关键基础。二是，立孔教为国教包含了设立教权的政治建制主张，意味着将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戊戌变法时期，这两个方面都遭遇了广泛的反对。康有为流亡之后在前一问题上有所调整，重新阐释了“三世说”，但在后一问题上一直没有大的调整。一般的讨论主要注意前一问题，这一定程度为康有为的议题设置所引导。国教创制意味着系统性政治组织和新的政治中心的形成，康有为论述立孔教为国教时，一直避免突出政教斗争问题，可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另一方面，康有为对于孔子大同之义的阐释包含了与帝制之间的决裂可能。他内化了这一冲突，将之转化为大同之义与小康之义的并行不悖和内在分裂。
【关键词】康有为 大同 三世说 孔教 国教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y, Ethics and Faith in China 